清晨五点的闹钟响起时，窗外还浸在墨蓝的夜色里。我摸索着套上校服，冰凉的拉链贴着脖颈激得人清醒三分。这是值星周的第一天，我攥着公交卡穿过空荡荡的虹霓镇，站牌旁早点铺的蒸气正袅袅升腾，像在给黎明画眉。
班主任曾用粉笔敲着黑板强调："值星不是戴顶红帽子这么简单。"此刻站在经贸部底楼的岗哨前，我才明白这句话的分量。大理石地面倒映着头顶的日光灯，保洁阿姨递来的长柄夹还沾着前夜的水渍。八点十五分的人潮涌来时，我握紧登记簿的手沁出了汗——有人问失物招领处的位置，有老师需要指路会议室，还有隔壁班同学探头问能不能通融下卫生评分。
最考验人的是午休后的清洁时刻。提着半人高的黑塑料袋穿行在走廊，得赶在预备铃响前收拾完三个垃圾桶。有次弯腰捡纸团时，帽檐不慎扫到刚擦过的窗台，水痕蜿蜒而下宛若懊恼的泪痕。但听到值日组长说"北区瓷砖我们组包了"时，那种被信任的温暖又漫上心头。
周五傍晚交还红帽子那刻，夕阳正给教学楼镀上金边。宣传栏里我们班的周评分卡在A等，虽然某个课间因为没及时清理饮料瓶被扣过0.5分。回望这七天，就像反复擦拭的玻璃，最初模糊的倒影渐渐清晰——那些被问路时的手足无措，发现隐蔽角落烟头时的震惊，还有帮老教师搬作业本时她塞给我的橘子，都在记忆里泛着温润的光。
清晨五点的闹钟响起时，窗外还浸在墨蓝的夜色里。我摸索着套上校服，冰凉的拉链贴着脖颈激得人清醒三分。这是值星周的第一天，我攥着公交卡穿过空荡荡的虹霓镇，站牌旁早点铺的蒸气正袅袅升腾，像在给黎明画眉。
班主任曾用粉笔敲着黑板强调："值星不是戴顶红帽子这么简单。"此刻站在经贸部底楼的岗哨前，我才明白这句话的分量。大理石地面倒映着头顶的日光灯，保洁阿姨递来的长柄夹还沾着前夜的水渍。八点十五分的人潮涌来时，我握紧登记簿的手沁出了汗——有人问失物招领处的位置，有老师需要指路会议室，还有隔壁班同学探头问能不能通融下卫生评分。
最考验人的是午休后的清洁时刻。提着半人高的黑塑料袋穿行在走廊，得赶在预备铃响前收拾完三个垃圾桶。有次弯腰捡纸团时，帽檐不慎扫到刚擦过的窗台，水痕蜿蜒而下宛若懊恼的泪痕。但听到值日组长说"北区瓷砖我们组包了"时，那种被信任的温暖又漫上心头。
周五傍晚交还红帽子那刻，夕阳正给教学楼镀上金边。宣传栏里我们班的周评分卡在A等，虽然某个课间因为没及时清理饮料瓶被扣过0.5分。回望这七天，就像反复擦拭的玻璃，最初模糊的倒影渐渐清晰——那些被问路时的手足无措，发现隐蔽角落烟头时的震惊，还有帮老教师搬作业本时她塞给我的橘子，都在记忆里泛着温润的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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